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货币超发但无通胀，说明货币与通胀的关系失效？
8月9日，央行在《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中介绍了货币与通胀的关系。专栏认为，应该合理看待2008年危机和2020年疫情后两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区别。
专栏指出，2008年危机后是以增加基础货币为主的量化宽松政策，真实货币增长有限。在现代银行信贷货币体系下，货币创造的直接主体是银行而非央行，央行购买国债等量化宽松并不一定带动货币增长。
但2020年疫情过后，央行和财政配合增加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促使2021年全球通胀明显升温。从背后的机制看，央行购买国债增加超额准备金，新发行的国债推动银行超额准备金转化为财政存款，财政支出到家庭和企业，使财政存款成为经济实体的存款。这些行为相互交织，所以钱增加了。
最后，专栏得出结论，货币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没有改变，货币过量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稳定通胀的关键是控制货币。下一步，货币政策要坚定灵活准确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坚持央行和金融两个“钱袋子”的定位，从根本上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
附原专栏:正确认识货币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货币超发但没有通胀，说明货币与通胀的关系失效。因此，央行通过资产购买扩张货币被视为既能刺激经济又不会带来通胀的“灵丹妙药”。对此，应合理看待2008年危机和2020年疫情后两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差异，正确认识货币与通胀的关系。
一种是以增加基础货币为主的量化宽松政策，真实货币增长有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这十几年，虽然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处于低通胀状态，但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供给侧全球化、技术进步、需求侧人口老龄化、债务透支、贫富分化等。但从货币角度来看，2008年三季度末至2017年底，尽管美国、欧洲和日本央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大幅扩表增加基础货币，但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年均增速分别仅为6.5%、2.8%和2.7%，大致相当于同期平均名义GDP增速3.1%、1.8%和0.4%(图
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银行信贷货币体系下，货币创造的直接主体是银行，而不是央行，央行购买国债等量化宽松并不一定带动货币增长。货币不同于货币，货币主要满足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和支付结算需要，而货币是经济实体使用的流通资金，是银行通过贷款等资产的扩张而创造出来的。从长期来看，货币与通货膨胀密切相关，而不是基础货币。2008年危机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央行购买国债，增加了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但由于各国央行只是在市场上购买国债，没有明显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银行体系通过贷款创造货币的积极性不高，这部分超额准备金沉淀在银行体系，货币并没有大幅增加。从2008年8月底到金融危机前的2017年底，美国、欧洲和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分别扩张了375%、209%和375%，而同期货币供应量仅分别增长了80%、30%和27%，扩张速度明显落后。
另一个是疫情发生后，央行和财政配合大量增加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推动全球通胀在2021年明显升温。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面对疫情冲击，支持经济复苏，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财政刺激的政策组合，由政府主导促进货币增长。从背后的机制看，央行购买国债增加超额准备金，新发行的国债推动银行超额准备金转化为财政存款，财政支出到家庭和企业，使财政存款成为经济实体的存款。这些行为相互交织，所以钱增加了。2020年，美联储购买了约52%的新增国债，支持财政支出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占美国新增M2的61%。2020年末，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货币供应量同比分别增长24.9%、12.3%和7.6%，而名义GDP增速分别为-2.3%、-5%和-4%，货币增长与名义GDP增速大幅背离。从物价走势来看，美国的通胀形势最为严峻，其货币扩张偏离名义GDP增长率的幅度最大。6月份，美国CPI达到5.4%的13年高点，比去年底上涨4个百分点，欧洲和日本CPI分别上涨2.2和1.4个百分点。还应看到，政府主导的广义货币增加也会带来许多不利的后遗症，如打破财经纪律，损害银行体系的市场化货币创造能力，经济内生活力不足等。
总的来说，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没有改变，货币过多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稳定通胀的关键是控制货币。目前中国通胀压力总体可控，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去年5月以来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速领先于其他大型经济体逐步恢复正常。今年6月末，我国M2增速为8.6%，与疫情前基本持平，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从宏观角度稳定了物价。下一步，货币政策要坚定灵活准确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坚持央行和金融两个“钱袋子”的定位，从根本上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