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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举世闻名，因为他写了一部不朽的历史巨著《资同治简》。这部编年通史，含考据、胡注等300余万字，约600万字，共294卷。它记录了从战国到北宋开国的历史，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子同治鉴》的唐五代部分是在两部唐书和《新五代史》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除了正史，作者还引用了200多种史料。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选材经过专业的甄别和严格的考证。同时，《子同治鉴》也是一部政治教科书，为历代政治家所重视。《资同治鉴》还影响了史学文体的创新和发展。古今中外的学者和思想家，包括李焘、朱、袁术、、王夫之、毕沅、陈垣等，都围绕《通鉴》发表了著作。
司马光举世闻名，因为他写了一部不朽的历史巨著《资同治简》。这部编年通史，含考据、胡注等300余万字，约600万字，共294卷。它记录了从战国到北宋开国的历史，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子同治鉴》的唐五代部分是在两部唐书和《新五代史》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除了正史，作者还引用了200多种史料。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选材经过专业的甄别和严格的考证。同时，《子同治鉴》也是一部政治教科书，为历代政治家所重视。《资同治鉴》还影响了史学文体的创新和发展。古今中外的学者和思想家，包括李焘、朱、袁术、、王夫之、毕沅、陈垣等，都围绕《通鉴》发表了著作。
1.司马光的家庭与人生
司马光，本名石军，本名余老，2003年10月18日(1019年11月17日)出生于河南光山县宋真宗天玺。祖籍陕西夏县须水乡(今山西省运城市水头镇小朝村)，世称须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王安平的继承人司马孚。
关于司马光的家世和生平，苏轼的《司马文官游表》(以下简称《游表》)是第一手资料。南宋史家(历经、宁两朝，与朱大致相同)的《司马光传》和336卷《宋史·司马光传》，代表了南宋和元代史家对司马光的描述。
据苏轼《司马文官德》等记载，司马光的祖父眩惑，成了秀才，宋代为省校书书记，在芝罘府阜平县(今陕西省阜平县)任职。他的父亲司马池(980-1041)是吏部郎中，掌管天章阁。这个是西晋安平王司马孚之后的。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在《子同治鉴》中，编修者总是以忠臣的身份出现。北魏时，始祖司马阳在山西做官，死后葬在那里。司马家族的一个分支从此就在这里了。隋唐以后，他家就没落了。在他爷爷司马宣之前，好几代都是布做的。此后，至于司马光，他的父辈、祖辈都是进士出身，他是第三代官员。
他的父亲司马池，年轻时丧父，立志读书做官。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司马池中了秀才，担任了几任地方官。禧三年(1019)，三月任光山县令。当年10月，次子出生，父亲给他取名司马光。
司马光受过宫廷训练，年轻时随父亲在河南、陕西、山西为官。六岁开始读书，读书。我有很好的记忆力和理解历史的天赋。十几岁时，他渴望学习，他的枕头是一根木头。宋朝的历史告诉他“东西没有什么好的，但是什么都可以学”。仁宗景祐五年(1038)。他只有二十岁。他考上了研究生班，从此步入仕途。
起初，他在化州担任法官。为了接近在杭州做官的父亲，他被允许调到苏州当法官。但由于1039年母亲去世，后又于1041年父亲去世，司马光丁酉离职，未能赴苏州赴任。到了1044年丁酉年间，司马光又做官了，他下诏让吴(今山东)为节度使，次年就知道了凤城县的事。
仁宗李青六年(1046年)，司马光被召入朝任大理判官，是个说话直来直去的书生，改程大利。从那时起，直到1054年离开开封，他在首都工作了八年。这期间，我父亲的老朋友庞吉(988-1063)被任命为枢密礼部尚书。庞吉在与司马池交往时非常欣赏司马光的才华，于是推荐他打电话试关戈校对，并认识了太常院。迁庙，评史馆，修历，加集贤学堂管理。司马光历届选库职非常严格，是北宋士人生涯中令人羡慕的重要选择。
司马光事业的第二阶段也与庞吉有关。1054年，庞吉出云州，迁并州，司马光受命审判朝政。作为并州将军，他提出对侵略成性的西夏采取强硬措施，经济上切断互市，军事上修筑城堡。但有将领惹事，贸然出兵推进，被西夏击败。司马光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最后庞吉作为边帅承担了第一责任。这种强硬的边防政策的失败，可能会对司马光后来对外关系的保守态度产生一些影响。
司马光再次出任中央委员是在1057年，这一年几乎是混乱之年。先任太常大夫，宗祠成员，直秘阁，被判吏部曹楠；再迁开封推官，赐衣五品。此后，他在首都地区工作多年，特别是在天章阁担任讲师，有机会直接接触皇帝。然后搬到客厅，知道建议院。
司马光的两个中枢岗位，第一阶段是博物馆的岗位，第二阶段是谏官的岗位。图书馆的工作是复习文史，获取知识。对于热爱读书的司马光来说，如鱼得水；谏官是对君主的军事事务提出不同的意见。范仲淹为谏职，其《灵武赋》有“宁死而生于无声”之句。北宋时期，谏总是咄咄逼人。司马光担任谏官五年，在许多军事问题上提出了自己尖锐的见解。
司马光的仕宦生涯经历了仁宗、英宗、宗申、哲宗四个朝代，是北宋政治的多事之秋。仁宗赵真(1010-1063)无子。1035年，他收养了王朴赵云让4岁的儿子，即后来的英宗赵书(1032-1067)。四年后，苗妃(仁宗乳母徐氏之女)生下儿子赵信，是苗妃(长女富康公主)的第二个孩子，赵书被送出宫回到生父身边。那是1039年，赵书8岁，正值懂事却不懂事的年纪。他被送入宫中，又被送出宫外，心中憋屈。你可以想象。
1043年，5岁的赵信去世。此时仁宗才33岁。虽然他膝下无子，但很难知道哪个妃子会生个儿子。就这样，赵书入宫的事被搁置了。直到和合三年(1056年)，仁宗身体出现问题，谏官范真(1007-1088年)第一次提出建议，建议早生孩子。范真是司马光的终身密友，两人的政治观点一致。时任并州总判官的司马光也曾三次到府中，商议早日立太子之事。司马光作为谏官，向仁宗提出了自己的事情。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初四，赵书被封为太子。半年后，仁宗垮台，英宗赵淑芳继位。这一政治上正确的行动对司马光后来的事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英宗时(1063-1067年)，司马光继续担任谋士，晋升为龙图阁学士。但英宗给司马光的建议，大部分都被忽略了。1065年，司马光礼辞职并被批准，开始自己编纂《通志》(字简的原名)。神即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担任讲学学士。宗申发起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自告奋勇到洛阳学了十五年历史。虽然他一直在批评政治改革。然而，编撰《资同治鉴》是他当时的主要工作。
1085年4月，宋神宗垮台，年轻的哲宗继位。高太后(英宗皇后)随即召回司马光主持朝政。一年多后司马光去世。
二。《子同治简》的编纂及其主旨
编纂《子同治鉴》这样优秀的历史著作，需要史学、人才、知识和德性。司马光学富五车，特别是对历史有恋物癖。小时候听人讲《左传》就很入迷。他自己也说，“独立于之前的历史，我用心去品味，从小就沉迷其中。”
据司马光自己说，英宗在位期间，他曾经写过《历史人物》这本书，“从周威烈二十三年(前403年)到德最后六年(959年)，他把每一年的重大事件都罗列出来，编成人物。每年为一行，六十为一，五为一卷，每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五卷”。显然，这张“历年地图”实际上是司马光编纂《资同治鉴》的提纲。司马光还根据神旨整理了一份州朝官员和官吏的名单，记录了从剑龙元年(960年)到治平四年(1067年)一个多世纪的当代历史。此外，他还写了《吉谷录》二十卷，时间从伏羲到周威烈二十二年(前404年)。这样，司马光在编纂《子同治鉴》之前，就已经有了一部自己撰写的从伏羲到宗申的简明的中国通史。这是他编纂《通鉴》的重要依据。
司马光在编纂这套《简明中国通史》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通志》的写作。英宗三年(1066年)，司马光献上自己的八卷本《通志》，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去世的历史。其中，《周记》五卷、《季芹》三卷与《资同治鉴》现卷一致，应为《通鉴》原稿。这八卷的内容是在《春秋战国秦大纲》的基础上补充的。司马光将同治献给英宗，得到赏识。英宗感受到了司马光对他被立为皇帝继承人的支持，政治上也不需要司马光，但满足了司马光编纂史书的愿望。英宗皇帝下诏在崇文书院设立书店，编撰《历代王公大臣事迹》一书。司马光带头，他可以自己选择人员，政府负责拨款。皇帝希望司马光专注于编纂《子同治鉴》，而司马光在《春秋左传》中一直有着编纂编年体通史的梦想。政治家司马光不被皇帝赏识，历史学家司马光却被皇帝看重。
至平四年(1067)初，英帝崩，沈即位，继续支持司马光的编纂工作。看了司马光的一些初稿，宗神非常欣赏。由于他过去的经验，他能够治理道，他特别命名子同治剑。他还把王师傅家里的几千卷书送给书店编辑。神宗也提前写好了序言，亲自交给司马光。这对司马光也是一种鼓励和安慰。
在政治运作上，宗申也比司马光更重视王安石。这和做英宗的父亲没什么区别。宗申登基之初，司马光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由于与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意见不合，司马光辞去了朝廷的职务，要求去洛阳学习历史，得到了宗申的批准。至此，一项由皇室支持的庞大文化工程全面展开。
司马光的修史队伍由刘舒(1032-1078)、刘攽(1023-1089)、范祖禹(1041-1098)和司马康(1050-1090)协助。这些人对北宋时政的看法与司马光高度一致。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先设置“丛木”。估计司马光的《丛目》应该是这个编纂大纲的基础。但《丛目》与《丛目》中的《纲》的区别在于，《丛目》是一部具有史料性质的资料集。例如，范祖禹在唐史编纂了《丛目》。司马光指示道:
只有当我已经梦到了制作丛木时，我才能瞄准记录中的事件，而记录中的事件应该是移到了前者和后者，而且必须是一个一个关注过的。(若《石头记》贞观二十三年李，则始于《荆轲传》。通过自锁来改变事情必须注意的是，唐宫在伊宁元年起兵的时候；孝贤，须记于武德四年铣；伏公窟斩首须记平江东七年；夺取颉利，必须在贞观四年戍破突厥。他模仿这个。)既然《旧唐书》下面没有注，怎么做成长版？并请介绍新老唐、志、传、同济不录，并邀请所有传记类小说，以及其选集做一些时事类的，都必须按年月注卷在各案下。记录中没有的，也必须按年、月、日附上。若无太阳，则附其月，谓之月；无月则附其年，称“岁”；无年者，附其事之始末。
可见，如“簇”字所示，一是史料的整理，二是事件的明晰。
在丛木的指导下，助手们广泛收集资料，编成“长版”；助手的具体分工是，刘攽(字公夫)负责汉魏两国；刘舒(字道元)负责隋朝的晋南北朝；范祖禹(字春甫，字孟德)主掌唐朝，刘舒等人主掌五代。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部分校勘和辅助。黄庭坚等人也参与了校勘。
最后，司马光编辑整理了长版。在漫长的编纂和最终版本之间，还有一个对史实不同记载的考证过程，其结果是考证三十卷。
《字同治简》的编纂机构正式成立。是英宗第三年(1066年)，至平四年(10月)，神宗赐序，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提交的定稿。
从司马光编撰《资同治鉴》的过程可以看出，司马光有两个野心，一是编撰一本供君王参考的政治教科书，二是编撰一部详实可信的中国通史，而后者从《通志》原本简单的书名就可见一斑。四位图书馆官员评论说,《子同治鉴》一书内容丰富，篇幅宏大，思想深刻。如果司马光编纂《紫同治简》的目标停留在《紫同治简》这一点上，他完全没有必要写这么大的篇幅。朱的《通鉴大纲》是一本浸透了政治诉求的教科书，考证不必如此繁琐。
陈垣先生说，通鉴的书法，除了“陈光岳”表心意外，并不全是褒或贬，“其余皆以事实为根据，使人根据实处之异，评价其得失，以资鉴戒”。笔者在阅读《资同治鉴》的过程中，与陈垣先生有着相同的感受，即司马光本人的思想旨趣是一回事，司马光本人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所揭示的思想观点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显著区别的问题。然而，这两种相互交织、相互冲突的需求构成了司马光编撰《资同治鉴》的基本动机。
司马光有着非常丰富的政治经历，从地方到中央，从南方到北方，从亭长、谏官到主持地方政务，面对过许多复杂的政治、军事、社会问题。司马光也是一位学术造诣很深的史学家。在从政之余，他写了许多历史评论文章，包括《司马光集》卷70、七一等17篇。四大贵族关于战国四大公子的理论与《子同治简》战国部分是一致的。《资德论》类似于《资同治鉴》卷一开头智伯的评论。司马光不仅希望“尊君、尧舜、使风俗纯”，而且有很深的历史恋物癖。他甚至认为自己事事不如别人，独立于一切历史，品味粗糙，执着，“从小沉迷其中”。司马光自己说:“我只是想把国家的兴亡说出来，告诉其余的人，让观者自己选择善恶得失。我觉得是劝谏，但《春秋》若设褒贬之法，也是化乱为义之道。”从司马光初定编修《通志》，到得到英宗支持成立出版社，再到后来宗申赐名《子同治鉴》继续编修，司马光的编修思想和目的始终由两条线索支撑:《子同治鉴》。当我们阅读《子同治简》时，我们还应该理解作者的两个写作目的。
但是，一些看似客观的著述，也要明白其背后有政治动机。《子同治简》的编年是最合理、最客观的。比如《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东汉西晋次之；在这个问题上，它优于朱的《通鉴简编》，后者以刘备为正统。朱的写作反映了南宋朝廷对刘备继承东汉建都政权的同情。在南北朝的编年史中，《资同治鉴》在南朝是正统，隋文帝统一全国后的589年才由南朝转入北朝，这是合乎逻辑的。但在南北朝时期，清人编纂的《纲目易识》的记载，却是以拥护政府的方式来记载年号，这反映了清史家不愿意冤枉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反过来我们问，《子同治鉴》以中原曹魏政权为正统，是客观的、务实的。不就是因为北宋的建立和唐五代政权的延续吗？
第三，如何学习《子同治鉴》。
当然，自司马光编撰此书以来，《资同治鉴》就是历代帝王的政治教科书。
在甲午变法期间，司马光不仅在洛阳编撰了《资同治鉴》，还在开封府迎儿阁讲学，其中就包括阅读《资同治鉴》。
Xi安二年(1069)，陈赓，十一月，神主御儿鹦哥，司马光读子同治鉴到汉朝曹参，为萧何办事。他说，“曹参要守孝和之法，所以当孝顺高尚，天下就有尊严，丰衣足食，有营养。”宗申说:“曹参总是保持萧何定律不变，那又怎样？”司马光答曰:“何独汉也！三代君王，一直守着禹、唐、文、吴之法，虽犹存。”
熙宁三年(1070)，翰林学士司马光读《子同治鉴》，到嘉善求教，因顺从谏之美而拒绝。帝曰:“舜曰:”可以。台湾劝诫你，你就安全了！“当他退休时，皇帝保持他的光，说:”吕公著说，镇要促进晋阳的盔甲。他不是说过要做吗？广说:“在你和你的同龄人和平相处之前，最好三思而后行。为什么要轻装前进？外人疑神疑鬼。\"帝曰:\"当今天下之侵略者，如孙帅所言，\'国虽好，民却恶。\'\"轻:\"当然。当陛下看清是非。我们公司今天所做的，只有安石、韩江、吕惠卿认为是一只耳朵，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不是。陛下仅凭这三个人就能在天下作恶吗？\"
刚刚读了张释之对贪嘴的评论，说:“孔子称贪嘴为民族的叛徒。老公的嘴怎么盖民族的家？一个家伙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可以是贤惠的也可以是贤惠的。一个人说话算数并不难。”吕惠卿坐着，只谈论慧清。
可见，汉初的《子同治简》部分，此时已经拟就。司马光在讲学和读书的过程中，对同时代的变法事件进行批判，试图影响那个朝代皇帝的政治观点。这种诉求会投射到司马光的编修中吗？
这让我想起了鸠摩罗什(344-413)，一位伟大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翻译了300部佛经，但他是一个违反戒律的和尚。据《梁传》记载，他临死前“向公众发了一个诚实的誓言，如果传中没有错误，他的舌头在被烧死后也不会烂掉。”火葬后，他的誓言实现了。我想讲一个关于《紫同治剑》的作者司马光的故事。即使司马光个人的政治知识受到时代和个人的限制，但他所编撰的史书是被历史所信的。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政敌，也是朋友。王安石当政的时候，没有追司马光。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充分肯定了他的人品，临终时仍为王的丧葬待遇说公道话。这就是君子之交。一般后人为前朝写正史，难免有扬前朝贬前朝的政治动机。而司马光的通史却没有这样的需求。
除前八卷外，《资同治鉴》的汉唐五代史料编纂，即《龙变》的编纂，均出自编写组。司马光只是对他们收集的史料进行了整理、切割和加工。《考异》三十卷记载了作者选择史料的原因。因此，《子同治简》中记载的客观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换句话说，即使司马光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但歪曲史料和事实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服务，是违背司马光的历史良知的。这是我们在读《紫同治剑》时应该知道的。
王夫之的《资治通鉴》(1619-1692)是《资治通鉴》最全面的批评著作，对史实和史学方法都有深刻的论述。在该卷的结尾，叙及了其写作目的和对如何阅读《子同治简》的看法。如其《叙论四》曰:“目的深远，司马氏姓边也。说《资治》的人，不仅知治，知乱，所以也是在寻求实践治道的资本。”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为了认识历史上混乱的兴衰，也是为了指导实践。
但是，历史和现实毕竟是有区别的。“当丈夫被赋予金钱，他是道德的法律也是。擅长的人不一定擅长。”关键是要用“心”(刻意)去观察过去和现在的时代和事件。“以心治政，凡政皆可适民，是春之助吗？而那些善于获取资金的人，可以长期做出改变。”
在这里，我们要对古人的行动有同情的理解，对他们的策略感同身受。“把自己立在上古的时代，向自己的需要低头；顾及古人观念，为自己负责。”把自己放在历史的场景中去学习历史的智慧。“就拿古人氏族社会的安危来说，操心了，去了危险的人就安全了。“把过去人民感情的利弊拿出来，替他们考虑。今兴利除弊者在此。”这样，古人“得了资本，失了资本”；古今“同可以资，异也可以资。”
我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挂在墙上，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衣服。“我们应该照看好自己的衣服，期待着它们。”然而，镜子本身对如何照看它们却无能为力。“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历史经验只有通过我们内心的消化。“得到了，就要想好怎么才能得到。”如果失去了，一定要想想怎么挽回。可晴之助”。
通过王夫之的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认识。第一，《资同治鉴》是一部记录历史上家国兴亡、治乱得失的书；其次，《资同治鉴》中的历史叙述并没有直接解决问题，需要我们根据自身的情况和条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光的《陈光曰》只是他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我们的后代在读《资同治鉴》时，不应照搬司马光的判断。这是我们在阅读《紫同治剑》时需要了解的。
总之，《资同治鉴》的历史警示功能首先来自于历史本身的特点。其次，是司马光严谨治学带来的忠实记录。
是历史最好的老师！《资同治鉴》所记载的时代包括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这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基础。完整记录了周秦时期的巨变，即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关键时期；虽然百家争鸣和商鞅变法不是《通鉴》中记载的重点，但却完整地记录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的政治背景阶段。秦汉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包括集中统一的政治结构，政府控制下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经济特征，儒法“霸王别姬”的思想结构，都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家融合与斗争的重要时期，也是国家整合与制度变革的重要阶段。隋唐五代是东亚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高潮，汉唐之间的文化和制度变迁为宋以后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总之，《资同治鉴》所记载的通史，正如梁启超所说，是迄今为止任何一部史书所不及的，因而具有不朽的价值。换句话说，要了解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要对这段历史有一个详细可靠的整体了解，就必须通读《资治通鉴》。
资本主义崛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相继登场，资产阶级高举个性解放的大旗。随着走出中世纪步伐的逐渐深入，西方的政治等级制度、经济庄园制度和教会神权对观念的垄断逐渐瓦解，于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对个人权利的诉求被西方高举。但“群体”的利益和权力却被无形中忽视，进而表现出民粹主义倾向。如果之前不清楚这种情况，那么在全球化、信息化、地球村的时代，个人权利的过度张扬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稳定，需要加以平衡，否则会损害整个人类的利益，最终损害每个个体的长远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文明所推崇的大同理想，以儒家的和为基础的仁义思想，大一统的国家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的世界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中国自身情况而言，也需要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发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组织和制度资源。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资同治鉴》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