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是分布在中国西南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时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200年。这种文化以四川省广汉市南星镇三星堆遗址为典型遗址，范围很广，因为该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工作和发现都集中在名为三星堆的土墩周围，因而得名。三星堆遗址是成都平原持续时间最长的先秦聚落和城市，也是长江上游已知最大的古青铜时代遗址。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最早的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为研究和探索传说中的古蜀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三星堆遗址俯瞰图(来源:新华社)
一、三星堆遗址的三种文化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约7公里处的鸭河岸边。它的行政区划横跨南兴镇和三星镇，位于成都市以南40公里。其地理坐标为北纬30° 59′38″，东经104° 11′58″(图1)。遗址平面呈不规则梯形，东西宽5至6公里，南北宽2至3公里，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其中，南部的三星堆、北部的月亮湾和管青山以及城西的仁胜村是最重要的地方。
图1:三星堆遗址位置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当时，一位名叫颜的农民在该遗址的月亮湾遗址偶然发现了一个玉坑。根据这一线索，1934年，谢赫大学华西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进行了调查和发掘。
1951年，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调查，首次在遗址南部的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文化堆积。
1980年至1986年，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基本掌握了遗址的垂直演化过程，提出了三星堆文化的命名。
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南部名为“三星堆”的土堆西南侧，后来证实为人工建造，先后发现两个器物坑，出土了大量金、铜、玉、石、骨、牙、陶器等器物。此后，三星堆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从1987年到1996年，考古人员先后对三星堆的东、西、南外墙进行了确认，并对遗址西北侧的纵横内墙遗迹进行了解剖，从而认识到夏商时期的三星堆遗址是一座大规模的城，周围有宽大的土墙，西北侧有内城(月亮湾镇)(图2)。
1997年，三星堆古城西墙外发现仁胜村墓地，使人们对三星堆遗址的生者和死者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自2000年以来，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一直在进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不仅对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还通过考古发掘对三星堆东北镇(藏宝堡镇)进行了新的认定，并新揭示了西北镇北部的青官山大型建筑，从而对三星堆遗址的分布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多，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转移到三星堆城址，并从三星堆城址延伸到三星堆文化及其相关考古遗存，从而深化了对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四川青铜文化体系和古蜀历史的研究。
图2:三星堆古城平面图
根据三星堆遗址的地层关系、遗物情况和器物风格，考古学家已经知道三星堆遗址的时间跨度很长，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历时1500年。遗址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有考古学家将三星堆二期分为中、晚期两个时期，故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这三个时期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三星堆遗址第一期为宝墩村文化(2500年至1700年)，第二期为三星堆文化(1700年至1200年)，第三期属于十二桥文化。除了第三个时期，其他两个时期都经历了各自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三星堆第一期，三星堆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聚落，但是没有修建城墙(或者说在鸭子河和马木河之间只修建了两道南北向的防御设施)。聚落的中心区域一直延伸到三星堆古城的西侧。
三星堆二期开始建城墙的时候，原来的聚落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前期的很多房子都堆在新建的城墙或者大型建筑下面。原聚落的消失到新都的建设，无疑是三星堆遗址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三星堆遗址建城前后应分开作为遗址的一个主要发展阶段。
三星堆第三期，原有的宫殿、寺庙、城墙被破坏，原有寺庙中的神像、器物被破坏，埋于地下。仅在遗址的部分区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存，而此前的一些特殊场所(如三星堆宗教遗址、青官山宫殿基址)也有这一时期常见民居的堆积。从中央都城落到普通聚落，无疑是三星堆遗址的又一大变化。将三星堆的中央都城时期和普通聚落时期分别视为一个大的时期应该是合理的(图3)。
图3:三星堆城、堆、坑方向
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的阶段性研究可知，在宝墩村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转变的时期，成都平原宝墩村的许多古文化城相继废弃，只有三星堆聚落开始兴起，成为区域中心。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转变的时候，三星堆古城应该也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迁。城内主要居民很可能迁移到其他地方，一部分可能迁移到成都西郊，那里新建了金沙村古城，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三星堆城址的功能布局
三星堆，二期古城，北临大河鸭河，南跨小河马河，使城址呈现出以河为界南北分割的跨河分布格局。这座大城市南北长1800-1900米，东西宽800-2000米。城址平面形状为北窄南宽、东短西长的梯形，面积约3.6平方公里。遗址周围有厚厚的墙和宽阔的壕沟。这些墙是用泥土斜砌的。墙壁通常由主墙和内、外墙组成。墙基宽度40多米，顶部现有宽度20米左右。东墙长约1090米，南墙长约1150米，西墙长约650米。北墙可能有防洪的作用，但现在已经被鸭河冲走了，找不到痕迹(不久前考古人员在遗址北部发现的两段疑似城墙，距离鸭河还有一段距离，北方也有同时期文化积淀丰富的地区，比如西泉坎，可能不是大城市的北墙)。城东、城西、城南的城墙上有几个缺口，有些缺口可能是城门所在的地方，但现在还很难确定。在这些缺口中，大城西墙上的缺口最值得注意。这个缺口与西墙外的护城河相连。缺口处的泥沙和卵石很厚，很可能是古马木河进城的“水门”。当初穿城而过的河流就是从这里入城的，而不是从大城市的西南角。现在马木河的河道是分洪的结果。
根据城内城墙遗存可知，大城北中心有一条南北纵墙和护城河，将整个城址分为东西两部分。这样，从东到西贯穿整个城市的河流和从南到北贯穿整个城市的城墙将整个三星堆城址分为四个区域，其中西北区域还沿马木河北岸修筑了城墙，使其成为一个封闭的西北城镇。在市中心以北高达3米处有一座人工土台“清官山”，土台上建有一座大型宫殿建筑。发掘的建筑东西长65米，南北宽约16米。从清官山的宫殿建筑遗址，结合西北镇东部出土的各种瓦片，可以判断西北镇是三星堆城最重要的“宫城”，是该城中央行政区所在地。
与西北镇相比，西南镇受马木河破坏严重，但从三星堆保存下来的两个器物坑和坑内埋藏的带有浓厚宗教祭祀色彩的器物来看，西南镇很可能是三星堆人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是该城的宗教区域。
在大城市的东北，近几年证实有一座东北小城，建于三星堆二期后期。从城内出土的大量玉器来看，可能是一个以手工业作坊为主要功能的地区。
此外，在西城城墙外的仁胜村，也有密集有序的墓葬，应该是三星堆遗址的重要墓葬区。
三星堆的城市位于一条大河的南岸，还有一条河从市中心穿过，将城市空分为南北两部分。城市的功能分区呈现出河北为世俗区，河南为宗教区的格局空。此外，贯穿城市南北的内墙将大城市分为东西两个城市，将城市中不同社会阶层和职业的社区分隔开来。于是，城市形成了南、北、下城区，东、西并列的双城城市结构。
三星堆古城的规划思想和文化传统对后来的古蜀国的都城规划乃至秦汉帝国的都城规划都有很大的影响。金沙村遗址和战国时期的成都城都是在一条宽阔的河岸上规划城市，但一条稍小的河流从西向东贯穿城市，将首都分为南北两个城区。宫殿等世俗建筑布置在城北，寺庙等宗教祭祀场所布置在城南，突出了人神分离的二元论思想。贯穿城市中央的那条河，不仅起到了分隔世俗之人和神职人员的功能区的作用，还起到了联系河北之人空和河南之神空的作用。其实这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师法天道”的资本规划。
秦都咸阳位于渭河北岸，先后有新旧咸阳城。前者建于秦孝公，后者是秦始皇模仿六国宫殿而建的宫殿区。他还将咸阳城延伸至渭河南岸，形成了渭河贯穿大咸阳的都城格局。因为秦始皇不断地把自己神话化，把自己当成三皇五帝的升华，追求仙幻不灭，他把古蜀原来的都城规划移植到咸阳，强天弱地，改成了天汉的象征。据古代文献记载，成都是“与咸阳同制”(长渠、晋代、华阳国治书志)，秦代咸阳的形式是“末有四门，后有紫宫”；渭河穿城而过，酷似汉朝；南渡大桥，以法牵牛”(《圣黄府图》引自《初学者全书》第七部)就是这种规划思想的产物。
第三，三星堆文化与古蜀历史
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和研究，考古学家对三星堆遗址及其文化有了深刻而全面的了解。三星堆遗址虽然没有发现文字，但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大量铜像等高级文物，是其他文化看不到的，直观地向我们传递了大量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笼罩在古老迷雾中的三星堆王国，已经露出了它的一些“真面目”。
首先，三星堆王国的民族构成多样。除了原来生活在成都平原上的新石器时代本地民族，还有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迁徙过来的民族。考古研究表明，公元前3000年左右，现在被认为富饶的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潮湿阴暗的丛林，没有长期的聚落。大致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成都平原西北山区的一些民族逐渐进入平原，成为这一地区最初的开发者。由于周边山区、丘陵的人口涌入，成都平原涌现出许多村庄，出现了对资源和领导职位的争夺和冲突。为了自保，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一些大型聚落开始在周围修筑土墙，成都平原进入了拥有众多古城的“城邦时代”。随着这些史前城邦之间冲突的加剧，许多城邦被邻近的强国吞并，原来的城市越来越少。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位于成都平原北缘的三星堆民族，因其在沱江流域独大的地理位置，处于城邦冲突的边缘，占了渔人的便宜。这一时期，一支来自中原罗易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族群，经过陕西关中地区和甘肃天水地区，加入三星堆城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因此在激烈的城邦冲突中脱颖而出，先后消灭了成都平原的其他古城，成为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唯一的古国。
其次，三星堆王国的社会结构主要由两个民族组成，具有早期国家的一些特征。三星堆器物坑青铜人头有两种发型:一种是“辫发”人，把头发梳成辫子，拖在脑后，像清朝的男人；另一种是“发簪”，将头发扎在脑后，再用发夹扎起来，这是中国中原地区千百年来人们的主流发型(如图4)。“辫发”人可能是来自川西山区的早期居民，他们属于成都平原的主体民族。其中，上层可能掌握着部分国家权力，下层则是三星堆王国的基层居民。三星堆遗址中，青铜人像的“辫发”人像梳到后脑勺，编成大辫子，而绑着石头手的裸体人像头顶的头发被剪成“分开的部分”，但后脑勺的头发却梳成小辫子；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发型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三星堆铜像中，所有从事宗教祭祀仪式的人都是“易发”肖像。“易发”人很可能是来自中原的异族，是具有天文和宗教知识的神权贵族。那么与之共存的“辫发”人，大概就是成都平原的当地民族，是手握军政大权的世俗贵族。
图4:三星堆王国上层的构成
第三，三星堆王国的人们有着复杂的世界观，有着以太阳神为至上神的原始宗教，形成了与太阳有关的鸟和眼睛的象征意义。三星堆器物坑中出土了一棵高约5米的大铜桑树和一棵铜柳树，每棵树的9根树枝上各栖息着一只太阳鸟。这应该是宇宙论和神话的早期物理例子，有十天，周日轮流巡游。根据出土文物和神话传说，三星堆人心目中的宇宙是一个覆盖大地的圆顶状天空空，周围是浩瀚的海洋。东海的尽头有叫“扶桑”的桑树，西海的尽头有叫“若木”的柳树。十只太阳鸟轮流从东边的扶桑飞到西边的若木，这样就形成了昼夜之分(图五)。基于这种宇宙观，三星堆王国的人们非常崇拜太阳，形成了以人头、鸟和太阳神为中心的神灵体系。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三张巨大的凸目尖耳青铜脸，应该是三星堆王国庙宇中太阳神及相关神灵的面部装饰(图6)。最初的太阳女神的头和身体都是人的头和鸟的身体的木雕。木质部分已经随着神庙的焚毁而消失，只保留了眼凸耳尖的青铜面部装饰。大概是因为赫利俄斯等主神的形象都是鸟，而赫利俄斯的眼睛又特别特别，三星堆文化中的人们就形成了崇拜鸟和眼睛形象的习俗。他们的巫师装扮成鸟来取悦神灵，他们的国王手持鸟头的权杖，许多巨大的铜眼钉在他们的太阳穴上。与人和神交流的神职人员，他们的衣服或身上也有眼纹。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鸟妆铜像、鸟形云铜像和许多鸟和眼睛的形象，就是这种习俗和崇拜的反映。
图5:三星堆人的世界观
图6:三星堆主神组合示意图
第四，三星堆王国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古国，主要靠军事掠夺的高压手段进行统治。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曾经有很多古城和古村落，现在基本上都空荒芜了。三星堆宝墩村文化第一期，成都平原至少有8座古城，同时期的村落密集分布在这些城市周围。同样文化的聚落分布在巴渝地区乃至云贵高原北部。但是到了三星堆二期，这些古城和古村落一下子都消失了，只在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发现了屈指可数的三星堆文化遗址，就说明了这一点。只是到了三星堆文化末期，也就是三星堆第三期来了，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聚落迅速增加，在整个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十二桥文化遗址，其密度甚至超过了宝墩村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的时间跨度与前后两种文化相差不大，但遗址数量、密度、分布差异较大，凸显三星堆王国时期实际上是四川盆地先秦文化发展的低谷。三星堆两个器物坑里亮闪闪的文物很容易遮住人的眼睛。
第五，三星堆文化可能是早期古蜀国的遗存，古蜀国可能的世系是传说中的“关白”王朝。东晋常渠《杨桦国志·蜀志》记载，蜀人最早的国王蚕丛说:“有蜀王蚕丛，未成王前目竖。”三星堆文化有突出眼睛的特点。突出眼睛的文化可能属于古蜀人的遗存，三星堆王国可能是最早的古蜀国。根据古史传说，古蜀国有蚕丛、关白、鱼凫、蒲泽、明凯等几个朝代。每个朝代都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其中最后一个王朝有十二代，三百五十年，最终于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根据古蜀王朝的继承顺序，并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村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或“晚十二桥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先秦文化序列相比较，由于巴蜀文化相当于最晚的开明王朝，新一村文化相当于较早的普泽王朝，十二桥文化相当于鱼凫王朝，三星堆文化大致相当于关白王朝。当然，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验证这个考古材料和古代传说之间的联系。
以上是我们目前对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和早期古蜀王国的认识。当然，这些认识还要用新的考古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补充、修正、加强和完善。
